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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康方湾区科技园。视觉中国/图
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License-out）交易持续升温。
License-out，指创新药企将自主研发的药物、技术或专利授权给其他公司，通常是跨国药企（MNC），由对方负责后续的开发、生产、上市和销售。授权方通过收取首付款、里程碑付款和销售分成获得收益。这是创新药商务拓展（BD）中的一种常见交易方式。
据生物科技信息平台“药时代”不完全统计，2025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领域的BD出海交易已超过50起，其中披露的合作总金额合计高达484.48亿美元，延续了2024年的出海热度。2024年，中国药企全年BD交易出海总额为519亿美元，已创历史新高。
过亿美元大单不断涌现。2025年5月，三生制药（01530.HK）和跨国医药巨头辉瑞（PFE.NYSE）达成一项授权合作，潜在交易总额超60亿美元，其中首付款12.5亿美元，刷新中国创新药License-out交易纪录。
资本市场反应剧烈。截至2025年7月8日，恒生创新药指数年内上涨超65%，恒生生物科技指数亦上涨近60%，大幅跑赢同期恒指科技板块约17%的涨幅，并带动多只A股创新药ETF同步反弹。
2025年，恰逢中国创新药迈入第十个年头。自2015年中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启动以来，行业逐渐摆脱对仿制药的依赖，经历了快速跟随（Fast-follow）向同类最优（Best-in-Class，BIC）、同类首创（First-in-Class，FIC）的持续演进。
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特殊结果”
“这波BD，是全球市场特殊时期产生的特殊结果。”曾在重庆华邦制药（002004.SZ）担任知识产权负责人、副总经理的孟八一向南方周末记者总结。
此轮浪潮之前，作为卖方的中国创新药企正面临融资寒冬，资本市场的低迷已持续三年之久。在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部创始理事长朱迅看来，这是促使企业选择出售授权、寻求出海合作的直接原因。朱迅历任新药领域监管层专家、药企高管、一级市场投资人等。
时钟倒回2019年前后，创新药当属港股和科创板追捧的明星板块，朱迅则是业内最早提醒泡沫风险的人，也因此曾被称作“砸场子的人”。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自2021年起，创新药板块一级市场融资遇冷，二级市场估值大幅跳水，港股18A创新药企市值打折，上市破发频现。2023年，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一度叫停，创新药行业的资金困境进一步加剧。
港股18A指的是《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8A章，联交所于2018年4月修订新增。次年7月，科创板开板，第五套上市标准开始使用。两套制度均为未盈利但有核心技术的创新药企业打开了融资通道。
据头豹研究院，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港股18A企业仅有4家股价处于发行价之上，在破发的60家企业中，平均破发程度为71%，其中13家破发程度超90%。
而创新药行业恰恰是一个投入周期长、资金消耗量巨大的行业。
朱迅直言，创新药企业也逐渐开始意识到，受限于中国医保支付的特殊性，单靠本土市场，难以支撑长期盈利。于是，License-out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缓解现金流、延长生存时间的现实选择。
在交易对面，跨国药企同样难言轻松，正面临双重压力。
孟八一解释，美国2022年通过的《通胀降低法案》（IRA）规定，自2026年起，美国医保Medicare将对部分重磅药品实行强制降价，直接威胁到大药企的长期盈利。
与此同时，全球专利悬崖步步紧逼。到2030年全球将有数十款重磅炸弹药（Blockbuster，年销售额过10亿美元）专利到期，累计影响市场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这批药物曾经是各大药企的“现金牛”，专利失守意味着收入断崖。
但三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制药巨头们赚得盆满钵满，手握大笔现金。以辉瑞为例，2022年营收1003亿美元，刷新纪录，其中一半来自新冠疫苗以及口服药Paxlovid。
“手里缺钱但有管线的中国创新药企，和手里有钱但缺管线的跨国药企，刚好对上了。”孟八一说。管线指一家药企正在开发或已上市的全部药物项目的集合。
不过，跨国药企之所以愿意买，不仅是因为缺管线，还因其研发模式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朱迅介绍，在2010年之前，全球药物开发主要依靠大药企内部研发，是“养鸡下蛋”的模式。
然而，研发成本高企，失败风险增加，伴随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跨国药企逐渐关停自身研发中心，转向“商业化+资本运作”平台，新药开发很大程度上依赖生物科技公司（Biotech），转变为“买鸡下蛋”或“买蛋”的模式。
“这笔钱必须花，不花没法向投资人交代。”朱迅说，大型跨国药企通常会将年销售额的15%-20%用于投入新药开发。而受益于工程师红利，中国新药开发的成本要比海外同类项目便宜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场BD热潮背后，是中国创新药过去十年的进化与积累。
人才回流
2015年7月22日，原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启动大规模药品临床试验数据核查行动，清退了大量“跟风”和“造假”项目，被视为中国创新药行业的真正起点。
张江高科（600895.SH）原总经理葛培健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彼时张江集聚了三百多家药企，但仍以跨国药企和国内传统药企为主。本土创新药企还处于萌芽期，占比约20%-30%，多数还在早期研发探索阶段。张江高科是上海浦东新区四大重点开发区之一。
这些处于萌芽期的创新药企业，汇集了中国第一批创新药人才。
“中国创新药浪潮，客观上是由海归回国创业带动的。”孟八一介绍，2010年左右，受跨国药企研发中心收缩和美国次债危机的影响，一批具备国际制药经验的海归陆续回流。
据他估算，2010年回流人数达到5000人左右。与此同时，伴随高校扩招，本土创新药人才也在逐步成长。
“我其实没想到，自己的职业生涯最终会落脚中国。”康方生物（09926.HK）董事长夏瑜在其简洁的办公室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夏瑜是这波回流潮中的代表人物，2008年，她回国加入CRO企业中美冠科担任副总裁。
此前二十余年，夏瑜一直在欧美创新药领域深耕。她先留学英国，后赴美从事癌症免疫研究，接着转战业界，就职于德国拜耳、PDL生物医药公司（后被艾伯维收购）等顶尖药企。
CRO是生物医药外包服务的一种，主要为药企和研究机构提供药物研发、临床前研究等服务。
夏瑜进入中国CRO市场后发现，中国的生物医药外包行业已显露出性价比优势，有发展潜力。但CRO的客户依然以海外公司为主，本土药企普遍缺乏对前期研发投入的意愿和耐心。
中国患者在药物可及性上也与美国存在显著差距。据医药魔方数据，在2010年，中美首个药品上市时间差在10年左右。夏瑜看到了创新药的机会。
“我们在海外有多年积累，也知道创新药从头到尾怎么做，不如自己来做。”夏瑜说。2012年，她与三位同样有跨国药企背景的合伙人共同创办康方生物，落户广东省中山市。
从夏瑜的办公室望出去，能够看到深中通道。2024年，位于中山翠亨新区的康方湾区科技园启用，集生物药物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园区占地面积167亩，总规划产能超过10万升，总投资25亿元。
翠亨新区是中山重点打造的省级新区，也是珠江西岸连接深中通道的桥头堡，一小时覆盖粤港澳大湾区五大国际机场和五大国际港口。
在康方湾区科技园的一栋10层大楼里，有6层都是实验室。进出实验区域时，脚下的粘尘垫会发出轻微的撕拉声，在空旷的楼层里格外清晰。这是为了防止污染物被带入实验室而专门铺设的。
从走廊的落地玻璃望进去，实验室操作台上摆满了形态各异的仪器，大多数位置都空着，安静得几乎没有声响。
工作人员介绍，药企与普通公司不同，研发人员很少有固定工位，他们需要随着项目进展，在实验的不同环节和空间之间流转。
康方生物实验室。南方周末记者冯飞｜摄
“能力和速度同样重要”
“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驱动本轮创新药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朱迅说，人才回流后，虽然行业底子薄，但地方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支持热情高涨。
在“十二五”规划中，生物医药被列为国家生物产业发展重点。一众城市将生物医药视为新兴产业的重要部分，相继出台支持政策，中山市也是其中之一。
夏瑜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化学系，对广东有天然的亲近感。那时，中山健康科技产业基地正在招商，夏瑜和团队考察后，对中山的宜居环境和政府的服务效率留下深刻印象。
更关键的是，康方生物的天使轮投资来自当地政府和企业家团体。这笔投资在当时颇具风险，公司刚起步，夏瑜无法做出任何承诺，只能说“会把公司踏踏实实做下去”。康方生物最终在中山扎根，从最初四人创始团队和一个编外人员，发展到如今的3500人。
据广东省药监局官网，2012年，中山市立足火炬开发区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等两大平台，锁定国内外29家优秀健康医药企业，总投资165亿元，启动“旋风计划”专项招商。
朱迅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对项目和人才的争夺，但也加速了中国创新药成长。例如，催生了已形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CRO产业，后者反过来为创新药的研发提供便利。当然，竞争也带来了“内卷”。
多位行业人士表示，部分地方政府对创新药理解并不深入，投资逻辑偏向房地产思维，催生了一批盲目扩张、抗风险能力差的产业园区和企业。
“有泡沫和没有泡沫都不好。”朱迅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啤酒全是泡沫没法喝，没有泡沫又寡淡无味。”
2015年“7·22风暴”后，中国创新药迎来政策红利。试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制度试点，与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接轨，实行临床试验实行60日默示许可，以及开展医保支付改革等。
葛培健认为，MAH制度打破了研发与生产的壁垒，药审改革激发了创新活力，医保支付改革保障了商业化落地，这些制度措施共同构建了中国创新药底层逻辑中“研发-临床-上市-支付”的良性循环。
“中国创新药企业和监管政策是相互成长、相互促进的关系，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夏瑜举例，2015年之前，申请一项临床试验可能要两年，改革后缩短到60天，最新的指导意见提出，符合条件的可以缩短到30天。
她坦言，如果没有2015年的药审改革，无论是康方生物还是整个行业，都不可能有今天的进展。“对于创新药来说，能力和速度同样重要。”
政策之外，资本力量加速涌入。
朱迅说，原本活跃在IT行业的资本，由于行业成熟、优质标的变少，开始将目光投向增长迅速的生物医药领域。而之后实施的港股18A机制，与科创板开板，成为一批中国创新药企业成长的新支点。
据《证券日报》统计，2018年-2022年通过18A条款赴港IPO的生物药企累计达56家，在港股市场IPO累计募资约1163亿港元。
人才、政策、资本三股力量交汇，构成了中国创新药崛起的基础，也成为当下License-out交易热潮的底层动力。
打败“药王”
“中国创新药的License-out真正成规模，始于PD-1单抗药物。”朱迅是最早参与创新药BD的行业人士之一。早在2007年，他参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工作，在青岛和昆明讲授BD的两种主要形式，License-in和License-out，当时业内对这一概念还十分陌生。
PD-1单抗药物被认为是近十年全球抗癌领域最重要的突破之一，通过靶向PD-1靶位，激活免疫系统对抗癌症。
朱迅解释，PD-1单抗药物在全球已有重磅炸弹药，且具备与多种化疗药物联合使用的潜力。然而，重磅炸弹药通常不对外开放合作。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PD-1领域积累较多，海外药企希望通过引入中国的PD-1单抗药物，来填补联合治疗上的空缺。
2014年，制药巨头百时美施贵宝（BMS.NYSE）和默沙东（MRK.NYSE）先后推出帕博利珠单抗（又称K药）和纳武利尤单抗（又称O药）。其中，K药凭借广泛适应症和强劲销售获得“药王”称号。
不过，PD-1赛道竞争迅速加剧，国内创新药企业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双抗和抗体偶联药物（ADC）成为License-out市场的新热点。前者能同时识别并结合两种不同靶点，提高治疗效果。后者把抗体和毒素结合在一起，实现精准杀伤癌细胞。
众多行业报告在谈到双抗出海热潮时，都离不开康方生物的双抗药品依沃西（PD-1/VEGF），认为其较PD-1单抗更有潜力，有望成为下一代肿瘤免疫治疗的基石。
“这一轮License-out热，尤其是PD-1/VEGF类产品，毋庸置疑得益于康方的依沃西。”谈及自家产品，夏瑜毫不掩饰骄傲。
2022年，康方生物将与美国药企Summit Therapeutics（SMMT. Nasdaq）达成BD交易，授予后者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及日本开发和商业化依沃西的权益。交易总额达50亿美元，其中首付款为5亿美元，刷新了当时中国创新药出海交易纪录。
消息公布当日，Summit股价“拔地而起”，暴涨194.27%，康方生物股价也上涨18.78%。
在2024年公布的Ⅲ期HARMONi-2研究中，依沃西单抗首次在临床上击败K药，患者无进展生存期几乎是K药的两倍，疾病恶化风险降低近一半，缓解率和控制率也显著更优。HARMONi-2是一项针对晚期肺癌患者开展的三期临床试验。
这让依沃西真正打响了在全球医药界的知名度。夏瑜回忆说，在2025年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ASCO）上，康方生物的展位前始终人流不断，海外医生、研究人员等各类行业人士几乎没有间断地与其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2024年5月，依沃西的首个适应症在中国获批上市，并于2025年1月1日纳入医保目录。4月，依沃西的第二项适应症也获批上市。依沃西目前是全球唯一一个获批上市的PD-1/VEGF双抗药物。
康方生物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年底，Summit或会就依沃西首个适应症提交FDA上市申请。高盛预计，FDA批准后，2035年依沃西全球销售额将接近400亿美元。
他还透露，依沃西和康方生物另一款双抗药物卡度尼利（PD-1/CTLA）的立项时间可分别追溯到2013年和2015年。公司彼时已预判PD-1赛道竞争激烈，因此在保留PD-1研发项目的同时，选择了难度更高、差异化更明显的双抗药物作为主攻方向。
卡度尼利（PD-1/CTLA）的首个适应症于2022年6月被中国药监局批准上市，并于2024年11月纳入医保。截至目前，卡杜尼利已在中国获批3项适应症。
CTLA-4也是康方生物最早投入研究的靶位之一。早在2015年，康方生物便以2亿美元的总对价，将其CTLA-4单抗药物的全球权益授予默沙东，从而成为中国第一家将自主研发生物药物授权给全球制药TOP5的公司。
夏瑜坦言，出海发生在药审改革同年，公司当时资金并不宽裕，“能有机会被大公司认可，那肯定就跳进去了。”
依沃西让康方名声大振的同时，也带动了PD-1/VEGF赛道的火热。
据开源证券研报，截至2025年5月16日，全球共有14款PD-（L）1/VEGF双抗进入临床阶段，多为国产创新药，且有多款药物已经以重磅交易BD出海。PD-(L)1泛指同时包含PD-1和PD-L1这两个靶点的药物策略。
前述三生制药和辉瑞达成的历史大单就是其中之一，双方交易的对象也是PD-1/VEGF双抗药物。
“资本驱动的科技赌博”
License-out交易持续升温，不仅是一个产业“逆袭故事”，业内已经在讨论，应该如何让更多的创新药企业成长起来。
朱迅认为，短期来看，通过BD交易缓解资金压力是创新药企业“无可厚非”的选择，大部分中国创新药企业尚未实现从成本中心到利润中心的转变。
2023年，康方生物首次扭亏为盈，其中BD收入占总营收约65%。2024年，康方再次转亏，药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5%，开始逐步具备“自我造血”能力。
更多药企仍要靠资本市场输血。以百济神州（6160.HK）为例，这家头部创新药企业自2016年起先后在美股、港股、A股三地上市，累计募资超百亿美元，但截至目前还未交出全年持续盈利报告。
与此同时，BD交易本身也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朱迅形容，创新药的发展是一个“分子和分母的游戏”。管线通过License-out交易出海，首先成为领域的“分母”，但能否最终进入美国FDA获批、实现商业放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子”，仍是未知数。
目前来看，大量License-out项目还未经历市场验证。
据动脉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4月20日，2020年达成的62起license-out交易中，已有25起已明确终止，“退货率”为40%，2021年和2022年的“退货率”也达到20%左右。动脉网是一家专注医疗健康的服务平台。
朱迅解释，药物研发充满风险，最终仍需临床试验和商业价值双重验证。尤其是在三期临床阶段，越来越多产品因为效果不佳或商业价值不足而被终止。而对跨国药企而言，做决策需符合全球市场竞争情况和公司中长期发展策略，有些BD是为了抢占赛道，买下管线不等于必然推动上市。
尽管如此，朱迅判断，海外对于中国创新药的需求还会持续，这会为中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但下一轮BD浪潮需要企业在源头创新和真正的临床价值上实现突破，而不仅仅满足于技术或工艺层面的超越。
这需要建立更有利于创新药生长的制度。
孟八一表示，创新药的开发本质是一场“资本驱动的科技赌博”。从最初设计到FDA批准上市，再到真正实现商业回报，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推出重磅炸弹药更是“黑天鹅”事件。持续的资本投入是创新药产业成功的必要条件。
全球创新药市场目前仍以美国为中心。在他看来，美国的创新体系不仅依靠本土资本，也高度依赖国际资本的支持。而中国创新药资本更多来自地方政府，资本和资源难以实现充分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持续投入和创新能力的释放。
资本是否愿意投资，取决于是否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在美国，创新药物高昂的售价能够通过商业保险主导的支付体系得以实现，这种机制不仅保障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也为持续研发投入提供了信心。
2025年6月30日，国家医保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在研发、审批、临床应用、支付等环节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并首次提出“增设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这一政策被视为创新药商业化环境进一步改善的积极信号。
南方周末记者 施璇
责编 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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