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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1963年第 27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双打冠军的中国选手张燮林（左）、王志良。
2024年9月13日，在国庆75周年前夕，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和教练员张燮林荣获“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说起张燮林与徐寅生、庄则栋、李富荣等功勋运动员，六十岁以上初中文化程度的中国人，大概莫不知晓。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六年前，我在上海通志馆连续三个半天采访张燮林教练，张教练述说了自己打球与教球的经历，尤其是如何发现、培养葛新爱、邓亚萍，并以“二十八颗心”对待人生和事业的故事，令人动情和感怀。当我将两万多字的整理稿，回寄给张教练复审时，他只动了一个字，即改正了运动员李惠芬姓名中的“慧”字。可见他对这次的访谈是多么的信任。
其中，张教练说了一件久久沉积在心头的往事：当年，分管体育的贺龙元帅曾传达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的，不要庄则栋式。”但这句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背景下说的，贺龙元帅没有交代。张燮林和庄则栋同时参加1963年第27届和1965年第28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决赛。张燮林的打法是防守型的削中有变，以柔克刚，号称“攻不破的长城”；庄则栋则是进攻型的两面起板，快速勇猛，号称“小老虎”。张教练并未委托我去查询此事，但却时时萦绕在我的心中。
2020年，我和吴四海合编的《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张教练的采访录“心心念念的追求”）。接着，2021年，我和吴维整理的徐寅生的著述《我的乒乓生涯》，在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问世；2024年，为迎接巴黎奥运会，我和孙培初编著的《上海乒乓球纪事录》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正是在这些年里，我们通过搜求爬梳，终于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章重著《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一书中，为张燮林教练找到了毛泽东主席这句话的出处。
《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章重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原来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论战。1963年3月，苏共中央派人交来了“公开信”，毛泽东说：“别着急，笔墨官司死不了人的。起码有四件事，我可以保证，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们，天照样下雨，女人照样生孩子，草木照样生长，鱼照样在水里游。”（《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374页）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康生为组长的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通过研究苏方的来信，撰写《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4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梅岭主持讨论，因对初稿不甚满意，便说了这么一句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的，不要庄则栋式。”（前引书，第375页）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不要像庄那么激烈地猛冲猛打，而要像张那么沉稳而有条理地摆事实，讲道理。
查考相关日期，1963年4月5日，第27届世乒赛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开幕。9日，男子团体决赛由中日两队对垒。张燮林在主力位置上，以两个2比0战胜了日本的三木圭一和木村兴治（当时以21分为一局。三木两局得了17分；木村两局得了16分）；庄则栋则先负木村兴治，后胜荻村伊智朗。因上海选手徐寅生连克荻村和三木，中国队以5比1蝉联男团世界冠军。毛泽东长期关注中国乒乓球队的动态，那句微妙的话大概率与第27届世乒赛男团决赛有关。6月29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中南海接见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并观看了我队在第27届世乒赛中荣获的男团、男单、男双三座冠军奖杯。
此后，反修文件起草任务落在了陈伯达身上。陈反复揣摩、领悟毛泽东的讲话本意，并与范若愚、王力查阅主席关于国际共运的历次谈话记录，确定从正面阐述我方观点下笔，终于写出了“张燮林式”的文章。
巴黎奥运会后，张燮林教练回沪探亲。我邀他在上海图书馆东馆见面，将《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一书交给张燮林。张燮林对我说：难怪我曾听说，当时陈伯达到处打听，张燮林与庄则栋的打法究竟有怎样的区别？现在，此事终于搞清楚了。非常谢谢搞历史研究的您。
附带一提，据《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373页记载：1963年4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梅岭，主持讨论“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
经查阅《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1963年4月1日-7日，毛泽东在北京；8日在天津；9日-10日在济南；11日-12日在南京；13日-14日在上海；15日-22日在杭州；23日-26日上午在上海；26日下午-5月2日在杭州。
其间，4月2日，毛泽东委托周恩来、邓小平接收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4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说：赫鲁晓夫集团要把他们的路线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那末我们索性把苏共中央这封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让大家研究。我赞成我们应该准备一个方案，可以采取答复他们的来信的形式，正面提出意见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同苏共来信争论的形式。此事由小平同志负责准备，弄好以后再提到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会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立即开始对苏共中央复信的起草工作。
4月14日，毛泽东在上海批示将张闻天关于复信的看法“送小平、康生、伯达、彭真、总理阅，尚昆存”。4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批示林克：“讨论对苏复信，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同志于本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请你通知，叫他们如期来此为盼！”19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复信的第二次稿。21日，邓小平等到达杭州。4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研究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所以，1963年4月，毛泽东是在上海、杭州主持讨论回复苏共中央来信事宜，并不是在武昌东湖客舍梅岭。这一点，应以后出的《毛泽东年谱》为准。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记载，1963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时任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就中共中央的复信稿征求意见，邓小平、康生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答复苏共中央的信，还没有定稿……，对这个文件第一部分总路线，我不很满意……，所以，还要十天半月才能写成。5月27日，毛泽东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5月29日-30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两次会见金日成一行，就中共中央的复信稿征求意见。刘少奇、邓小平、康生、王任重在座。毛泽东说：看草稿行不行，需要大改，还是小改，如果不行也可以重新写。金日成说：这个文件对争取中间派很有好处。毛泽东说：就是这个目的，能够争取中间派，不过分就行，使右派也不能驳我们。5月31日、6月3日，毛泽东两次与王任重等谈修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4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邓小平、康生、王任重等在座。
1963年6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武汉。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和准备参加七月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名单。
邓小平在这次会上说：苏共中央来信是3月30日，我们这篇复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手写了，一直搞到现在，接近70天……。几乎每天一稿，每天都不同……。发给今天到会同志的，是6月10日的稿子。这个稿子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
1963年6月17日，复信在《人民日报》发表。
由此可见，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毛主席一直在主导着复信的起草和修改。至于所说“我要的是张燮林式的，不要庄则栋式”，如果是在武昌东湖客舍梅岭，就一定不在4月，而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间。此间，毛主席强调：需要大改，还是小改，如果不行也可以重新写。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出席了毛主席为复信稿征求意见，与金日成、黎笋的会见；还两次与毛泽东交谈修改复信稿事宜。时间、地点、人物聚合一体，署名章重的著作透露出这句为复信定调的话语，应该与王任重相关。（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金大陆
责编 刘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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